任溶溶
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给了我一双好眼睛，让我从小到大看了那么多书，看了那么多电影。我小时候看书姿势极不卫生，甚至头朝下脚朝天，颠倒过来躺在沙发上看书，可是没有影响。我的眼睛到现在还是好好地看书看电视。当然，现在我戴上了深度眼镜。
说到戴上深度眼镜，这我有点“自作孽”，并非上帝之意。
这一辈子里我第一次有眼镜，是在读初一时候。我患了痧眼，到圆明园路一位有名的眼科医生那里看病。病医好了，医生却说我的眼睛远视兼散光，指定我到南京路河南路口一家著名眼镜公司去配眼镜。眼镜配来了，像滑稽明星罗克戴的那种老式圆框眼镜。戴了几天，我觉得一点没有必要，干脆不戴，这干脆不戴就此不戴，我的爸爸妈妈也没逼着我戴。眼睛看东西好好的，这副眼镜浪费了。医生的话也不可尽信，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一转眼到了四十多岁，头发开始白了，眼睛也觉得有点老花，就买了一副最浅度的老光眼镜。为了漂亮，还特地挑选了一副宽边黑框眼镜，放在口袋里，看东西就戴上，挺神气的。也真是不幸，紧接着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每天白天晚上要紧张地写检查交代。可我嘴巴是馋，有一天晚上到东新桥南来顺吃涮羊肉，回来深夜要写检讨时，一下子发现放在裤子口袋里的眼镜不见了。当时写东西已有戴眼镜的习惯，没有眼镜怎么办？临时到楼下问母亲借一副老光眼镜用用。借来后戴上，看文字清楚极了，就戴着它写检讨。第二天一下班，我赶紧到南来顺问有没有捡到过我失落的眼镜，说是没有。我当时心情坏，不愿见人，没有去重买眼镜，就继续借用母亲的这副眼镜看书写东西。可是母亲比我大三十岁，眼镜度数深得多，戴惯了就不能用度数小的眼镜，这一来，我再买老光眼镜就只好买深度老光眼镜，这岂非“自作孽”吗？
一转眼过了“文革”的十年，在这些日子里，平时不戴眼镜，劳动改造，眼镜没怎么用上，眼镜还是那副眼镜。改革开放后我到茂昌眼镜公司验光重配眼镜，配出来的眼镜比我原先一副度数更深。我没戴这副验光配的眼镜，而买了一副度数与原先那副一样的新眼镜。
重新恢复编辑工作，眼镜就常用。老把眼镜脱下放好，用时戴上，实在麻烦。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，觉得放眼镜最合适的地方就是鼻梁上，也就是说，把它戴着最方便了。于是我就整天戴着眼镜不脱了。
像我这样深度的老光眼镜，听说是没有人整天戴着的，戴久了会头晕。可我就是整天戴着，一直戴到现在了，一点没什么。这岂不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眼睛好吗？！
我这副眼镜又戴了几十年。前几年眼镜架子坏了，到眼镜店修理，说是没法修了，于是只好验光配了一副新的，发现现在眼镜价钱好贵啊。新配的眼镜戴上觉得度数深了些，路过一个眼镜修理摊，我请他看看坏了的眼镜，他说可以配上新架子，于是我配上了新架子，价钱也便宜。这副配上新架子的旧眼镜，我一直戴到现在，戴到写出这篇文章，还要戴下去……
（原标题：眼镜的故事）
